周化民接著說：第十三天，地委副書記耿化武找我談話：“你是和張申一塊去開會的，在開會時，你和張申一唱一和，說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你比張申說得還具體、思想比張申還頑固。經地委研究決定，省委批準，你要停職反省，老實交待，徹底揭發檢舉張申，接受批判鬥爭，爭取從寬處理。”從此後，在地委機關工業交通係統召開大會，對我進行無數次批判鬥爭，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莫須有”罪應有盡有。
9月份召開的省三級幹部會，批得更厲害了。回到開封地區，接著批。地區又揭發出一大批“右傾分子”，80%以上的科室頭頭都受批判了。打人、罵人、違法亂紀、私設公堂，大搞逼、供、信，在地直機關盛行。
農業係統批判鬥爭農業局一位劉副局長，劉被打得受不住了，有意逃跑，和商丘來的一個他認為可靠的人商量，要跑回山東老家去。當他倆化裝於夜間到達商丘火車站時，那人竟跑到開封地委駐商丘辦事處向地委組織部長馬振藻報告，把劉副局長出賣了！結果把劉帶回開封，更加嚴刑拷打，追問劉到底想往哪裏跑。劉個性很強，想著要是到監獄裏也可能更好點，可能就不挨打了，便說：“我不敢說。”經一再追問、拷打，他才說：“我是要往台灣跑的。”
打人凶手又追問：“你到台灣想找誰去的？”
他答：“我是想找蔣介石去的。(..info)”
“你和蔣介石是什麽關係？”
“我在參加工作前，參加過蔣介石的訓練班，聽過他講課。”
打手們如獲至寶，想這下可抓住一條大魚，急忙向上級匯報。誰知經上級領導分析，認為這全是假話：因為劉副局長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工作的老幹部，根本和蔣介石不沾邊兒。以後又批劉不老實，本來劉想編個瞎話，弄到監獄去少挨打，結果他弄巧成拙，被打反而更厲害了！
對我的批判鬥爭，隻是讓我站中間，推過來推過去的，可就是沒有打。我很奇怪：被鬥的人，人人挨打，無一幸免，就連地委第二書記張申也被打個鼻青臉腫，鮮血直流。為什麽不打我周化民呢？這真是難解之謎。直到1961年秋天，我被平反以後，一位負責抓運動的人才對我破了謎：“原來是準備狠狠打你的，因為你思想很頑固，你年輕，身體好，也經得住狠打。可就在這時，省委派來第一書記李玉亭，有人說，他是你愛人李韻傑的親哥哥，所以沒敢打你！”
原來如此！
從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約半年的時間，對我們進行批判鬥爭，多少場次則不計其數，而且還有人看管，當然也沒有什麽人身自由。
1960年2月18日，**開封地委監察委員會在“對周化民同誌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處分決定”上批示：“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準，劃周化民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其地委工業部副部長職務，工資待遇降兩級。”
我發現：工業部黨支部對我做出處分決定是1960年2月8日，我簽屬意見是2月25日，而地委常委批準是在元月31日，這是先定性質、戴帽子，作出組織處理，而後才走形式，開支部大會討論“一致同意”的。這哪還有一些黨內民主？這也嚴重踐踏了黨章嗬！當時，我還敢指責這些嗎？我隻能同意處分決定。不過，我還是說明了兩個問題：（1）我不記得說過“**這老頭腦子也熱了”這句話。
（2）“任務提的太大，千斤擔子壓下來，壓的下邊幹部硬著頭皮頂住，為了怕反右傾，看領導的眼色行事，完不成硬說是能完成，這樣把人們的思想引到片麵性那方麵去了。”這段話是我在1958年12月份傳達中央批轉雲南省委文件上說的。當然我的思想當時可能是錯的。”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長將我叫去，責令我：“你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下放勞改要將‘工作證’和‘公費醫療證’一兩天內送到行政科，以後不能享受國家幹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費醫療！”第二天，我就將這兩件關係我的政治生命和身體健康的證件交給行政科。多麽殘酷的現實！
批鬥結束，我在等待處理時，曾令我隨一個救災工作組到永城縣檢查災情，安排群眾生活。我們一行8人到永城後，縣委書記韓文明安排我們到縣委小灶吃飯，被我們拒絕了。這時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這個書記終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辦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著很多模仿**姿勢的個人照片，看起來叫人惡心。
群眾生活如何？看來讓人萬分難過，不寒而栗！
當時永城縣群眾生活極苦，全縣60萬人口都在挨餓（已活活餓死10萬之多）。韓書記決定：不準群眾外流要飯，不準叫喊無糧無款，把群眾完全置於死地。他向救災工作組封鎖消息，隱瞞實情，說永城群眾生活沒有問題，拒絕國家發放糧款。我親眼見到，在城北一個小村的小廟裏有8個人餓死在那裏。我向縣委韓書記反映，韓死不承認是永城人，說是安徽人到永城來餓死的！他瞪著眼說：“那是冒充我們永城人，給我抹黑！你們不要謊報災情！不要上當受騙！不要右傾！”
我頂著“右傾”帽子，回來還是如實報告了實情！
1960年3月25日，通知我去鞏縣孝感鋼鐵廠勞動改造，整整一年零九個月。當時想到：還有多少農村父老鄉親凍餓而死，這心裏的痛苦，遠比個人的痛苦更強烈，自己活著，還說什麽呢？……
張申：我被批鬥之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從行政10級降到12級，然後去杞縣付集農場勞動改造。
個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麽，最痛心的是：從此在黨內沒有了民主，不敢再說不同的意見，和57年反右之後，知識分子再不敢說話一樣，整個國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災難，這才在我的家鄉信陽出現了駭人聽聞的“信陽事件”，因為說天大的謊言，造成天大的災難。
我的老父親夏佑銘是民主人士，原來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傾機會主義，他便回到了家鄉信陽，成了這事件的目睹者。1962年，我平反後，他又回到開封，是開封市文史館館員，民主人士開會，他提出信陽事件就激動不已：死的人到處都是啊！比我們解放信陽市打國民黨兵團司令張軫時兩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據當時統計，光信陽一地，餓死百姓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百姓，是可以活的！這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1958年冬天，在發現問題後及時處理解決，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下令不許老百姓家裏冒炊煙，就忍看老百姓活活餓死；那個楊蔚屏，還坐著轎上雞公山，見路邊死人卻不下來……這還是**員！
張申說到這兒，說不下去了，他眼裏含上了淚花。
9月份召開的省三級幹部會，批得更厲害了。回到開封地區，接著批。地區又揭發出一大批“右傾分子”，80%以上的科室頭頭都受批判了。打人、罵人、違法亂紀、私設公堂，大搞逼、供、信，在地直機關盛行。
農業係統批判鬥爭農業局一位劉副局長，劉被打得受不住了，有意逃跑，和商丘來的一個他認為可靠的人商量，要跑回山東老家去。當他倆化裝於夜間到達商丘火車站時，那人竟跑到開封地委駐商丘辦事處向地委組織部長馬振藻報告，把劉副局長出賣了！結果把劉帶回開封，更加嚴刑拷打，追問劉到底想往哪裏跑。劉個性很強，想著要是到監獄裏也可能更好點，可能就不挨打了，便說：“我不敢說。”經一再追問、拷打，他才說：“我是要往台灣跑的。”
打人凶手又追問：“你到台灣想找誰去的？”
他答：“我是想找蔣介石去的。(..info)”
“你和蔣介石是什麽關係？”
“我在參加工作前，參加過蔣介石的訓練班，聽過他講課。”
打手們如獲至寶，想這下可抓住一條大魚，急忙向上級匯報。誰知經上級領導分析，認為這全是假話：因為劉副局長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工作的老幹部，根本和蔣介石不沾邊兒。以後又批劉不老實，本來劉想編個瞎話，弄到監獄去少挨打，結果他弄巧成拙，被打反而更厲害了！
對我的批判鬥爭，隻是讓我站中間，推過來推過去的，可就是沒有打。我很奇怪：被鬥的人，人人挨打，無一幸免，就連地委第二書記張申也被打個鼻青臉腫，鮮血直流。為什麽不打我周化民呢？這真是難解之謎。直到1961年秋天，我被平反以後，一位負責抓運動的人才對我破了謎：“原來是準備狠狠打你的，因為你思想很頑固，你年輕，身體好，也經得住狠打。可就在這時，省委派來第一書記李玉亭，有人說，他是你愛人李韻傑的親哥哥，所以沒敢打你！”
原來如此！
從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約半年的時間，對我們進行批判鬥爭，多少場次則不計其數，而且還有人看管，當然也沒有什麽人身自由。
1960年2月18日，**開封地委監察委員會在“對周化民同誌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處分決定”上批示：“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準，劃周化民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其地委工業部副部長職務，工資待遇降兩級。”
我發現：工業部黨支部對我做出處分決定是1960年2月8日，我簽屬意見是2月25日，而地委常委批準是在元月31日，這是先定性質、戴帽子，作出組織處理，而後才走形式，開支部大會討論“一致同意”的。這哪還有一些黨內民主？這也嚴重踐踏了黨章嗬！當時，我還敢指責這些嗎？我隻能同意處分決定。不過，我還是說明了兩個問題：（1）我不記得說過“**這老頭腦子也熱了”這句話。
（2）“任務提的太大，千斤擔子壓下來，壓的下邊幹部硬著頭皮頂住，為了怕反右傾，看領導的眼色行事，完不成硬說是能完成，這樣把人們的思想引到片麵性那方麵去了。”這段話是我在1958年12月份傳達中央批轉雲南省委文件上說的。當然我的思想當時可能是錯的。”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長將我叫去，責令我：“你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下放勞改要將‘工作證’和‘公費醫療證’一兩天內送到行政科，以後不能享受國家幹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費醫療！”第二天，我就將這兩件關係我的政治生命和身體健康的證件交給行政科。多麽殘酷的現實！
批鬥結束，我在等待處理時，曾令我隨一個救災工作組到永城縣檢查災情，安排群眾生活。我們一行8人到永城後，縣委書記韓文明安排我們到縣委小灶吃飯，被我們拒絕了。這時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這個書記終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辦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著很多模仿**姿勢的個人照片，看起來叫人惡心。
群眾生活如何？看來讓人萬分難過，不寒而栗！
當時永城縣群眾生活極苦，全縣60萬人口都在挨餓（已活活餓死10萬之多）。韓書記決定：不準群眾外流要飯，不準叫喊無糧無款，把群眾完全置於死地。他向救災工作組封鎖消息，隱瞞實情，說永城群眾生活沒有問題，拒絕國家發放糧款。我親眼見到，在城北一個小村的小廟裏有8個人餓死在那裏。我向縣委韓書記反映，韓死不承認是永城人，說是安徽人到永城來餓死的！他瞪著眼說：“那是冒充我們永城人，給我抹黑！你們不要謊報災情！不要上當受騙！不要右傾！”
我頂著“右傾”帽子，回來還是如實報告了實情！
1960年3月25日，通知我去鞏縣孝感鋼鐵廠勞動改造，整整一年零九個月。當時想到：還有多少農村父老鄉親凍餓而死，這心裏的痛苦，遠比個人的痛苦更強烈，自己活著，還說什麽呢？……
張申：我被批鬥之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從行政10級降到12級，然後去杞縣付集農場勞動改造。
個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麽，最痛心的是：從此在黨內沒有了民主，不敢再說不同的意見，和57年反右之後，知識分子再不敢說話一樣，整個國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災難，這才在我的家鄉信陽出現了駭人聽聞的“信陽事件”，因為說天大的謊言，造成天大的災難。
我的老父親夏佑銘是民主人士，原來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傾機會主義，他便回到了家鄉信陽，成了這事件的目睹者。1962年，我平反後，他又回到開封，是開封市文史館館員，民主人士開會，他提出信陽事件就激動不已：死的人到處都是啊！比我們解放信陽市打國民黨兵團司令張軫時兩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據當時統計，光信陽一地，餓死百姓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百姓，是可以活的！這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1958年冬天，在發現問題後及時處理解決，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下令不許老百姓家裏冒炊煙，就忍看老百姓活活餓死；那個楊蔚屏，還坐著轎上雞公山，見路邊死人卻不下來……這還是**員！
張申說到這兒，說不下去了，他眼裏含上了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