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省委報告，反映雲南發生了因浮腫病等引起農民嚴重死亡的情況。(..info)主席非常重視，立即寫了一個批語印發會議。批語寫道：“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在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提的工作任務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隻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麵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麵性。”
經過第一次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中共高層領導中間，對一些突出問題的認識漸趨一致，為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條件。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主席主持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全會討論並通過了兩個文件，即《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
《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集中糾正了兩個突出的“左”的傾向：一個是急於向全民所有製和共產主義過渡，另一個是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決議指出：兩個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必須首先大力發展生產力，“而不應當毫無根據地宣布農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必須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決議明確規定：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服、家具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永遠歸社員個人所有；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繼續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
《決議》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許多“左”的東西。例如，肯定人民公社是向全民所有製和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肯定了公社實行的工資製和供給製相結合的分配製度；肯定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吃飯不要錢”是共產主義因素；仍然規定以管理區進行經濟核算，由公社負責盈虧等。
《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是根據主席“壓縮空氣”的精神製定的，是一個壓縮高指標的決議。但是，仍然是高指標，除了對基建投資、鋼產量作了壓縮，其他指標大體保持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高指標，堅持繼續躍進。中共中央副主席、副總理陳雲對此有保留，他向具體起草文件的主席秘書胡喬木提出，希望他請示主席，不要在會議公報中公布這些高指標，以免將來被動。但是，熟悉主席脾氣的胡喬木出於種種考慮，沒有把這個意見反映到主席那裏。
全會決定：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對人民公社進行一次整頓。
全會還通過了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同意主席同誌提出的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六中全會閉幕的前一天，主席作長篇講話。他說：“人民公社的出現是沒有料到的。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便於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便於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製，便於辦工農商學兵，規模大、人多，便於辦很多事。”他強調，要保護廣大幹部的積極性，對犯有強迫命令、說假話錯誤的幹部，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說服，不予處分。主席仍然肯定“三三製”是群眾的創造，是農業革命的方向。所謂“三三製”是指對耕地的利用，即種糧、植樹、休閑種草各占三分之一。這是主席一直極力主張的，他一直到現在還認為產的糧食多得吃不完。
六中全會期間，主管農業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譚震林和農業部長廖魯言向中央遞交了一份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報告稱：預計1958年糧食總產8500億斤，棉花8500萬擔。其他秋收的油料作物、經濟作物也都獲得了豐收。（這是吹牛，後來經過核實，糧食不到4000億斤，棉花3600萬擔）。1959年糧食產量指標10500億斤，力爭人均2000斤。（這是遠遠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吹牛皮）。農業要開展大麵積豐產田運動，推行土地利用的“三三製”。1959年農業要繼續大躍進。
彭德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是主席的老戰友，新中國的開國元勳。他參加了武昌會議，在西北組參加討論。在小組討論公布1958年的糧食棉花數字時，有的人說，糧食有1萬億斤以上；有的人說，糧食有9千億斤；也有人說，糧食要多少有多少，現在是工業大大落後於農業。
彭德懷表示懷疑，說：“我看糧食沒有那麽多。”
譚震林說：“老總呀！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麽辦呢？”
彭德懷說：“公布的數字少些，將來追加數字，比較主動；公布多了，將來被動。”
後來主席拍板，說公布7千5百億斤。彭德懷沒再說什麽，但是心中不以為然。
中央在12月7日，批準了譚震林的報告。
1959年1月2日，全國農業工作會議開幕。會議規定：1959年糧食產量計劃指標是13000億斤，棉花為12000萬擔。這比六中全會確定的指標又提高了2500億斤和2000萬擔。會議提出，要繼續同觀潮派、右傾保守思想做鬥爭。
主席對六中全會確定的指標，特別是糧、棉、鋼、煤四大指標，還是放心不下。準備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繼續討論這些問題。為了準備這次會議，主席於1959年1月18日招集陳雲以及有關副總理、部長們討論指標問題。
冶金部長王鶴壽十分肯定地說：“1959年鋼產量1800萬噸，沒問題！我看，這還留有很大的餘地。”
陳雲表示懷疑，說：“從前工業生產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廠，15%依靠新的，85%依靠舊的。而1959年30%是靠新的，70%是靠舊的。因此，1800萬噸太高，我看難以完成。”
主席說：“完不成就拉倒！我們的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還要觀察，有待證明。在會上你講講嘛。”
主席的意思是同意陳雲的看法，讓陳雲在會上講講他的看法，給第一書記們過熱的頭腦降降溫，把鋼的指標降下來。而陳雲卻誤解了主席的意思，認為主席生了他的氣，讓他在會上作檢查。這也難怪陳雲這樣想，1958年以來的批判“反冒進”，他作了多次檢查，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認為他“右傾”。
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會議主要討論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農業、輕工業和市場等問題。主席的注意力主要在確定糧、棉、鋼、煤四大指標上。對於鋼的高指標，陳雲不僅再也沒提反對意見，反而檢查說：對困難估計的過多，思想上有些保守。結果，會議基本維持了六中全會的高指標，未能做進一步調整。
對糧食的高指標，彭德懷一直懷疑。他要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弄清真實情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後，他即於1958年12月16日回到了闊別三十多年的故鄉，進行調查研究。
經過第一次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中共高層領導中間，對一些突出問題的認識漸趨一致，為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條件。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主席主持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全會討論並通過了兩個文件，即《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
《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集中糾正了兩個突出的“左”的傾向：一個是急於向全民所有製和共產主義過渡，另一個是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決議指出：兩個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必須首先大力發展生產力，“而不應當毫無根據地宣布農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必須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決議明確規定：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服、家具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永遠歸社員個人所有；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繼續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
《決議》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許多“左”的東西。例如，肯定人民公社是向全民所有製和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肯定了公社實行的工資製和供給製相結合的分配製度；肯定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吃飯不要錢”是共產主義因素；仍然規定以管理區進行經濟核算，由公社負責盈虧等。
《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是根據主席“壓縮空氣”的精神製定的，是一個壓縮高指標的決議。但是，仍然是高指標，除了對基建投資、鋼產量作了壓縮，其他指標大體保持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高指標，堅持繼續躍進。中共中央副主席、副總理陳雲對此有保留，他向具體起草文件的主席秘書胡喬木提出，希望他請示主席，不要在會議公報中公布這些高指標，以免將來被動。但是，熟悉主席脾氣的胡喬木出於種種考慮，沒有把這個意見反映到主席那裏。
全會決定：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對人民公社進行一次整頓。
全會還通過了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同意主席同誌提出的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六中全會閉幕的前一天，主席作長篇講話。他說：“人民公社的出現是沒有料到的。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便於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便於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製，便於辦工農商學兵，規模大、人多，便於辦很多事。”他強調，要保護廣大幹部的積極性，對犯有強迫命令、說假話錯誤的幹部，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說服，不予處分。主席仍然肯定“三三製”是群眾的創造，是農業革命的方向。所謂“三三製”是指對耕地的利用，即種糧、植樹、休閑種草各占三分之一。這是主席一直極力主張的，他一直到現在還認為產的糧食多得吃不完。
六中全會期間，主管農業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譚震林和農業部長廖魯言向中央遞交了一份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報告稱：預計1958年糧食總產8500億斤，棉花8500萬擔。其他秋收的油料作物、經濟作物也都獲得了豐收。（這是吹牛，後來經過核實，糧食不到4000億斤，棉花3600萬擔）。1959年糧食產量指標10500億斤，力爭人均2000斤。（這是遠遠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吹牛皮）。農業要開展大麵積豐產田運動，推行土地利用的“三三製”。1959年農業要繼續大躍進。
彭德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是主席的老戰友，新中國的開國元勳。他參加了武昌會議，在西北組參加討論。在小組討論公布1958年的糧食棉花數字時，有的人說，糧食有1萬億斤以上；有的人說，糧食有9千億斤；也有人說，糧食要多少有多少，現在是工業大大落後於農業。
彭德懷表示懷疑，說：“我看糧食沒有那麽多。”
譚震林說：“老總呀！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麽辦呢？”
彭德懷說：“公布的數字少些，將來追加數字，比較主動；公布多了，將來被動。”
後來主席拍板，說公布7千5百億斤。彭德懷沒再說什麽，但是心中不以為然。
中央在12月7日，批準了譚震林的報告。
1959年1月2日，全國農業工作會議開幕。會議規定：1959年糧食產量計劃指標是13000億斤，棉花為12000萬擔。這比六中全會確定的指標又提高了2500億斤和2000萬擔。會議提出，要繼續同觀潮派、右傾保守思想做鬥爭。
主席對六中全會確定的指標，特別是糧、棉、鋼、煤四大指標，還是放心不下。準備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繼續討論這些問題。為了準備這次會議，主席於1959年1月18日招集陳雲以及有關副總理、部長們討論指標問題。
冶金部長王鶴壽十分肯定地說：“1959年鋼產量1800萬噸，沒問題！我看，這還留有很大的餘地。”
陳雲表示懷疑，說：“從前工業生產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廠，15%依靠新的，85%依靠舊的。而1959年30%是靠新的，70%是靠舊的。因此，1800萬噸太高，我看難以完成。”
主席說：“完不成就拉倒！我們的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還要觀察，有待證明。在會上你講講嘛。”
主席的意思是同意陳雲的看法，讓陳雲在會上講講他的看法，給第一書記們過熱的頭腦降降溫，把鋼的指標降下來。而陳雲卻誤解了主席的意思，認為主席生了他的氣，讓他在會上作檢查。這也難怪陳雲這樣想，1958年以來的批判“反冒進”，他作了多次檢查，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認為他“右傾”。
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會議主要討論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農業、輕工業和市場等問題。主席的注意力主要在確定糧、棉、鋼、煤四大指標上。對於鋼的高指標，陳雲不僅再也沒提反對意見，反而檢查說：對困難估計的過多，思想上有些保守。結果，會議基本維持了六中全會的高指標，未能做進一步調整。
對糧食的高指標，彭德懷一直懷疑。他要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弄清真實情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後，他即於1958年12月16日回到了闊別三十多年的故鄉，進行調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