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計委主任薄一波是主席點名招呼上山的。上山前，他準備了一篇題為《從一年來大躍進中吸取經驗教訓》的發言稿，有一萬多字。在這篇發言稿中，除了肯定“大躍進”的成績外，比較多地講了它的缺點和錯誤。比較嚴重的錯誤列舉了七條：1、計劃工作的指導思想有主觀片麵性。過分強調高速度，忽視按比例；過分強調滿足需要，忽視實際可能；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忽視物質技術條件和客觀經濟規律；過分強調保證重點，忽視照顧一般。2、對總路線認識不全麵，隻求多快，忽視好省。3、全民搞鋼鐵，擠了農村勞動力，使秋收、秋種受到嚴重損失。4、共產風。一平二調，供給製，吃飯不要錢，浪費了糧食，損害了農民積極性。5、每個地區都想辦完整的工業體係，發展了盲目積極性。6、沒有認真安排人民生活，出現了春荒和供應緊張。7、幹部作風浮誇。
薄一波在7月17日上了廬山，先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那裏探聽消息。楊尚昆告訴他：“會議正討論彭德懷的信，爭論很厲害。我看，會議的風向要變，你不要輕易發言表態。”薄一波看了彭德懷的信，對彭德懷的痛切陳詞，所見所思，其膽其識，是很讚賞、敬佩的。但是，聽了楊尚昆的話，他就格外小心，沒有把發言稿拿出來。他經過大風大浪，太知道黨內鬥爭的殘酷了。待到主席嚴厲批評彭德懷之後，薄一波全然沒有膽量如實發表自己的意見，不得不見風轉舵，也和大家一道參加了對彭德懷的批判。薄一波的心態，代表了當時中共絕大多數高級幹部的心態。
7月21日，中共元老、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張聞天，在第二組作了長達3個多小時的發言。對彭德懷的信給予了堅決的支持，對那些指責、批判彭德懷意見的言論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事前，他曾接到胡喬木的電話，關照他“少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他未聽從忠告，依然義無返顧、慷慨陳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張聞天的發言共分13個部分：1、大躍進的成績；2、缺點；3、缺點的後果；4、對缺點的估計；5、產生缺點的原因；6、主觀主義和片麵性；7、政治和經濟；8、三種所有製的關係；9、民主和集中；10、缺點講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問題；12、關於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13、成績和缺點的關係。
張聞天對反對講缺點的“護短”現象進行了批評。他說：“成績講夠，我讚成。同時，缺點講透也很必要。說缺點已經或正在改正，就可以不必講了，這種看法不對。現在經曆了這樣一段過程，問題看得更清楚了，事後諸葛亮嘛。這一段有痛切的經驗，應該嚴肅研究、認真總結，這樣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至於講缺點會泄氣，會打擊積極性，我看不會。相反地，光講成績、不講缺點，是否會保持積極性？我看也不會，因為人家不服。合乎馬列主義的氣要鼓，但是不合乎馬列主義的氣，就是要泄。虛氣泄掉，實氣才會上升。至於說了缺點，就認為是對成績的懷疑，對總路線怎麽樣，這種現象我看不會有。如果有，就要防止。何況總路線本身也是發展的，正如馬列主義也是發展的一樣。不斷修正補充，達到完整。所以擁護總路線也要批評缺點，這不是同哪個人算賬。”
張聞天用大量篇幅列舉了“三麵紅旗”的缺點，分析了這些缺點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他說：“由於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引起比例失調，造成了很大的損失。首先是鋼鐵指標過高，其它指標也被迫跟著上。對鋼鐵的作用強調過分，所謂元帥升帳，其它讓路，結果破壞了按比例發展的法則。對發展鋼鐵生產的客觀條件估計不足，同當時的實際可能不相符。以致產量指標被迫一壓再壓，至今還沒有完全扭轉，還在背這個包袱，各個部門還在動蕩。1958年的糧食產量也估計過高，今年糧食生產指標高達10500億斤，也造成了損失，使吃、用都發生了問題。應該怎樣看全民煉鋼這個局部問題的得失？問題不單是賠了50億元，最大的問題還在於7000萬至9000萬人上山，抽去了農村中的主要勞動力，打亂了工農業勞動力之間的正常比例關係，使農副業生產遭受很大的損失。糧食收割粗糙，棉花質量很差，對手工業、各項副業生產都產生了嚴重影響。在這一具體問題上的得失如何，現在還難以斷定。全民煉鋼的口號本身是不妥當的。幹什麽都是全民，相互間勢必發生衝突，有些事勢必要被擠掉。”接著，他進一步分析了高指標在工業中產生的一係列問題：基建戰線過長，新增工人太多，許多企業設備不配套，原材料缺乏，產品質量低劣，技術水平下降，等等。
張聞天分析了人民公社刮“共產風”所產生的惡果。他說：“對糧食產量估計過高，辦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而且還鬧了一陣‘放開肚皮吃飯’；加之‘一平二調’打擊了農民積極性。殺雞宰豬，牲畜的損失很大。共產風在物質上造成巨大的損失，造成同農民關係的緊張。反映到市場上就是供應緊張。糧食緊張隻剩下一點後備，食油緊張城市定量供應降低，農村根本不供應。肉緊張，上海減少到每人每月6兩。由於物資缺乏，人民拿貨幣買不到東西，引起物價上漲，出現了黑市。反映到財政金融上，1958年的節餘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了37億元，也用掉了。貨幣不能回籠，隻好靠銀行曾發鈔票。由於財政金融不平衡，又對各方麵產生影響，一個國家出現這種情況就很危險。”
張聞天說：“虛報浮誇、強迫命令，情況已經發展得相當嚴重，使我們黨在人民中、在國內外失去了信用，還造成很不好的風氣。群眾中有不同意見，不允許講話，不允許懷疑，否則就給扣帽子，懷疑派、觀潮派。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給你糧食吃，而且還要開會鬥你。”
張聞天批評了不懂經濟瞎指揮的現象。他說：“有的人搞經濟工作，不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他們根本看不起經濟規律，認為隻要政治掛帥就行了。他們說不用算經濟賬，隻算政治賬。‘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但是在經濟建設中正是要找出相對平衡，利用相對平衡，按照相對平衡辦事。在經濟上運用相對平衡，要考慮到計劃可能被突破，遇到某一方麵被突破，便及時平衡，這就是積極平衡。主張經濟核算，主張算賬，並不是算賬派。不算賬，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有一個時期，我們的建設有不計成本、破釜沉舟的現象。大少爺作風，滿不在乎，以為隻要從政治上算個大賬就行了。”
張聞天批評了“急過渡”和供給製。他說：“集體所有製的曆史使命在我國農村還沒有完成，他還有生命力。目前是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將來發展到基本公社所有製，也還是集體所有製。要發展到全民所有製，時間還相當長，現在不要強調改變所有製。我建議取消‘吃飯不要錢’，改為實行社會保險。對少數喪失勞動力的人，實行‘吃飯不要錢’可以，但對多數人這樣做就不對了。我們不能搞平均主義，不縮小供給部分，按勞分配的原則就貫徹不了。現在有人把供給製和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了供給製就不夠進步，退出公共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采取供給製、公共食堂這種辦法。”“貫徹按勞分配，就要保護消費品的個人所有製。現在農村裏，個人所有的東西比消費品還多一些，如自留地、小農具。至於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到共產主義也是存在的。我們對於窮和富的觀念要慢慢改變，按照按勞分配的原則，多勞就要多得，勞動好對國家貢獻大，所得的報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在社會主義社會，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結合的，不能否定個人利益。如果社會主義不能滿足個人物質、文化需要，就沒有奮鬥目標，社會主義也就建設不起來。現在幹部的認識上，仍想來一個拉平，用平均主義的態度來對待貢獻大、生活富裕的農民，批判多勞多得而生活較好的農民，硬說他們有資本主義思想。”
張聞天表示了對總路線和大躍進的懷疑。他說：“許多事情，要等待時間來證明。毛主席就講，要證明總路線正確與否，需要十年時間。我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到底怎樣，還要做起來看，要等待事實來證明，現在不要吹。”
張聞天尖銳地強調了黨內民主的問題。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光要求不怕殺頭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方麵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麵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麵。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是否提錯了意見，就一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這也不一定。經過長期觀察其言論、行動，證明他確實是右派或觀潮派，再扣帽子也來得及。幾句話講得不對，就被扣上帽子，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麽？為什麽不能聽聽反麵意見？聽反麵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培養起這種風氣不容易。”
張聞天對彭德懷的信表示了全麵的支持。他說：“彭總的信提出了一些問題，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是肯定成績的。至於個別說法，說得多一點少一點，關係不大。如說‘基本上證實了總路線是正確的’，這話是對的。主席說總路線正確與否要看十年，彭總說一年就基本上證實了總路線是正確的，這估計就很高，沒有什麽不足。至於各方麵關係的緊張具有政治性的說法，要看怎麽講。在刮共產風時，各方麵的關係確實緊張。他講浮誇風，是從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估產過高說起的。說它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是說它的普遍性。當然各地區、各部門的情況不平衡，對某些地區、某些部門來說，他講的話可能嚴重了一些。但是，浮誇風確實是嚴重的，是很大的問題，現在也並不是已經完全解決。彭德懷同誌說，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關於糾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糾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難的問題，有人說容易，有人說困難。是否一定那麽容易，容易到什麽程度，還要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樣。”
張聞天這一長篇發言，既指出了1958年以來工作中的各種缺點、錯誤，又分析了出現這些問題的主客觀原因，而且，還從中總結出多方麵的經驗教訓。雖然是口語發言，但是分析全麵，論證有力，結構嚴謹，言辭犀利。其對“大躍進”等問題的正確認識，可以說，達到了當時所可能達到的最高水平。特別是對搞經濟建設要遵循客觀規律、要進行經濟核算、要學點科學技術知識、社會主義要滿足個人物質文化需要，不能讓各省區都搞自己的工業體係、企業要保證廠長對生產的指揮權、群眾運動要適應生產的要求、黨內要造成使人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空氣等問題的論述，言人所未言，有著很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會後，秘書向張聞天表示了發言可能要遭到批評的擔心。張聞天非常自信，他說：“可能有，但也不一定。我的發言組織得相當嚴密，無懈可擊，不好攻。”當天晚飯後，他讓秘書把發言提綱送給彭德懷看。彭德懷看了很佩服，說：“講得很全麵，有理有據。”他們都沒有想到，一場突然而猛烈的風暴正向他們襲來，這篇“蘊涵真理、組織嚴密、無懈可擊”的發言，竟成了他的“反黨罪證”。
薄一波在7月17日上了廬山，先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那裏探聽消息。楊尚昆告訴他：“會議正討論彭德懷的信，爭論很厲害。我看，會議的風向要變，你不要輕易發言表態。”薄一波看了彭德懷的信，對彭德懷的痛切陳詞，所見所思，其膽其識，是很讚賞、敬佩的。但是，聽了楊尚昆的話，他就格外小心，沒有把發言稿拿出來。他經過大風大浪，太知道黨內鬥爭的殘酷了。待到主席嚴厲批評彭德懷之後，薄一波全然沒有膽量如實發表自己的意見，不得不見風轉舵，也和大家一道參加了對彭德懷的批判。薄一波的心態，代表了當時中共絕大多數高級幹部的心態。
7月21日，中共元老、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張聞天，在第二組作了長達3個多小時的發言。對彭德懷的信給予了堅決的支持，對那些指責、批判彭德懷意見的言論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事前，他曾接到胡喬木的電話，關照他“少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他未聽從忠告，依然義無返顧、慷慨陳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張聞天的發言共分13個部分：1、大躍進的成績；2、缺點；3、缺點的後果；4、對缺點的估計；5、產生缺點的原因；6、主觀主義和片麵性；7、政治和經濟；8、三種所有製的關係；9、民主和集中；10、缺點講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問題；12、關於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13、成績和缺點的關係。
張聞天對反對講缺點的“護短”現象進行了批評。他說：“成績講夠，我讚成。同時，缺點講透也很必要。說缺點已經或正在改正，就可以不必講了，這種看法不對。現在經曆了這樣一段過程，問題看得更清楚了，事後諸葛亮嘛。這一段有痛切的經驗，應該嚴肅研究、認真總結，這樣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至於講缺點會泄氣，會打擊積極性，我看不會。相反地，光講成績、不講缺點，是否會保持積極性？我看也不會，因為人家不服。合乎馬列主義的氣要鼓，但是不合乎馬列主義的氣，就是要泄。虛氣泄掉，實氣才會上升。至於說了缺點，就認為是對成績的懷疑，對總路線怎麽樣，這種現象我看不會有。如果有，就要防止。何況總路線本身也是發展的，正如馬列主義也是發展的一樣。不斷修正補充，達到完整。所以擁護總路線也要批評缺點，這不是同哪個人算賬。”
張聞天用大量篇幅列舉了“三麵紅旗”的缺點，分析了這些缺點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他說：“由於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引起比例失調，造成了很大的損失。首先是鋼鐵指標過高，其它指標也被迫跟著上。對鋼鐵的作用強調過分，所謂元帥升帳，其它讓路，結果破壞了按比例發展的法則。對發展鋼鐵生產的客觀條件估計不足，同當時的實際可能不相符。以致產量指標被迫一壓再壓，至今還沒有完全扭轉，還在背這個包袱，各個部門還在動蕩。1958年的糧食產量也估計過高，今年糧食生產指標高達10500億斤，也造成了損失，使吃、用都發生了問題。應該怎樣看全民煉鋼這個局部問題的得失？問題不單是賠了50億元，最大的問題還在於7000萬至9000萬人上山，抽去了農村中的主要勞動力，打亂了工農業勞動力之間的正常比例關係，使農副業生產遭受很大的損失。糧食收割粗糙，棉花質量很差，對手工業、各項副業生產都產生了嚴重影響。在這一具體問題上的得失如何，現在還難以斷定。全民煉鋼的口號本身是不妥當的。幹什麽都是全民，相互間勢必發生衝突，有些事勢必要被擠掉。”接著，他進一步分析了高指標在工業中產生的一係列問題：基建戰線過長，新增工人太多，許多企業設備不配套，原材料缺乏，產品質量低劣，技術水平下降，等等。
張聞天分析了人民公社刮“共產風”所產生的惡果。他說：“對糧食產量估計過高，辦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而且還鬧了一陣‘放開肚皮吃飯’；加之‘一平二調’打擊了農民積極性。殺雞宰豬，牲畜的損失很大。共產風在物質上造成巨大的損失，造成同農民關係的緊張。反映到市場上就是供應緊張。糧食緊張隻剩下一點後備，食油緊張城市定量供應降低，農村根本不供應。肉緊張，上海減少到每人每月6兩。由於物資缺乏，人民拿貨幣買不到東西，引起物價上漲，出現了黑市。反映到財政金融上，1958年的節餘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了37億元，也用掉了。貨幣不能回籠，隻好靠銀行曾發鈔票。由於財政金融不平衡，又對各方麵產生影響，一個國家出現這種情況就很危險。”
張聞天說：“虛報浮誇、強迫命令，情況已經發展得相當嚴重，使我們黨在人民中、在國內外失去了信用，還造成很不好的風氣。群眾中有不同意見，不允許講話，不允許懷疑，否則就給扣帽子，懷疑派、觀潮派。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給你糧食吃，而且還要開會鬥你。”
張聞天批評了不懂經濟瞎指揮的現象。他說：“有的人搞經濟工作，不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他們根本看不起經濟規律，認為隻要政治掛帥就行了。他們說不用算經濟賬，隻算政治賬。‘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但是在經濟建設中正是要找出相對平衡，利用相對平衡，按照相對平衡辦事。在經濟上運用相對平衡，要考慮到計劃可能被突破，遇到某一方麵被突破，便及時平衡，這就是積極平衡。主張經濟核算，主張算賬，並不是算賬派。不算賬，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有一個時期，我們的建設有不計成本、破釜沉舟的現象。大少爺作風，滿不在乎，以為隻要從政治上算個大賬就行了。”
張聞天批評了“急過渡”和供給製。他說：“集體所有製的曆史使命在我國農村還沒有完成，他還有生命力。目前是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將來發展到基本公社所有製，也還是集體所有製。要發展到全民所有製，時間還相當長，現在不要強調改變所有製。我建議取消‘吃飯不要錢’，改為實行社會保險。對少數喪失勞動力的人，實行‘吃飯不要錢’可以，但對多數人這樣做就不對了。我們不能搞平均主義，不縮小供給部分，按勞分配的原則就貫徹不了。現在有人把供給製和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了供給製就不夠進步，退出公共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采取供給製、公共食堂這種辦法。”“貫徹按勞分配，就要保護消費品的個人所有製。現在農村裏，個人所有的東西比消費品還多一些，如自留地、小農具。至於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到共產主義也是存在的。我們對於窮和富的觀念要慢慢改變，按照按勞分配的原則，多勞就要多得，勞動好對國家貢獻大，所得的報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在社會主義社會，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結合的，不能否定個人利益。如果社會主義不能滿足個人物質、文化需要，就沒有奮鬥目標，社會主義也就建設不起來。現在幹部的認識上，仍想來一個拉平，用平均主義的態度來對待貢獻大、生活富裕的農民，批判多勞多得而生活較好的農民，硬說他們有資本主義思想。”
張聞天表示了對總路線和大躍進的懷疑。他說：“許多事情，要等待時間來證明。毛主席就講，要證明總路線正確與否，需要十年時間。我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到底怎樣，還要做起來看，要等待事實來證明，現在不要吹。”
張聞天尖銳地強調了黨內民主的問題。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光要求不怕殺頭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方麵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麵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麵。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是否提錯了意見，就一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這也不一定。經過長期觀察其言論、行動，證明他確實是右派或觀潮派，再扣帽子也來得及。幾句話講得不對，就被扣上帽子，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麽？為什麽不能聽聽反麵意見？聽反麵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培養起這種風氣不容易。”
張聞天對彭德懷的信表示了全麵的支持。他說：“彭總的信提出了一些問題，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是肯定成績的。至於個別說法，說得多一點少一點，關係不大。如說‘基本上證實了總路線是正確的’，這話是對的。主席說總路線正確與否要看十年，彭總說一年就基本上證實了總路線是正確的，這估計就很高，沒有什麽不足。至於各方麵關係的緊張具有政治性的說法，要看怎麽講。在刮共產風時，各方麵的關係確實緊張。他講浮誇風，是從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估產過高說起的。說它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是說它的普遍性。當然各地區、各部門的情況不平衡，對某些地區、某些部門來說，他講的話可能嚴重了一些。但是，浮誇風確實是嚴重的，是很大的問題，現在也並不是已經完全解決。彭德懷同誌說，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關於糾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糾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難的問題，有人說容易，有人說困難。是否一定那麽容易，容易到什麽程度，還要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樣。”
張聞天這一長篇發言，既指出了1958年以來工作中的各種缺點、錯誤，又分析了出現這些問題的主客觀原因，而且，還從中總結出多方麵的經驗教訓。雖然是口語發言，但是分析全麵，論證有力，結構嚴謹，言辭犀利。其對“大躍進”等問題的正確認識，可以說，達到了當時所可能達到的最高水平。特別是對搞經濟建設要遵循客觀規律、要進行經濟核算、要學點科學技術知識、社會主義要滿足個人物質文化需要，不能讓各省區都搞自己的工業體係、企業要保證廠長對生產的指揮權、群眾運動要適應生產的要求、黨內要造成使人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空氣等問題的論述，言人所未言，有著很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會後，秘書向張聞天表示了發言可能要遭到批評的擔心。張聞天非常自信，他說：“可能有，但也不一定。我的發言組織得相當嚴密，無懈可擊，不好攻。”當天晚飯後，他讓秘書把發言提綱送給彭德懷看。彭德懷看了很佩服，說：“講得很全麵，有理有據。”他們都沒有想到，一場突然而猛烈的風暴正向他們襲來，這篇“蘊涵真理、組織嚴密、無懈可擊”的發言，竟成了他的“反黨罪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