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在百姓的怨言，群臣的反對中進行著，趙頊也有點動搖了。
有一天，司馬光被留下來對策。
趙頊說：「現在天下喧擾紛亂，正是孫叔敖所說的『國家有此，眾人所惡』那種情況。」
司馬光說：「對。陛下應當論斷新法的是與非。現在製置三司條例司所做的，隻有王安石、韓絳、呂惠卿認為是正確的，陛下難道能夠單是與這三個人共治天下嗎？」
趙頊聽了，想任用司馬光，當下去詢問王安石。
王安石自然是不會讓司馬光這死對頭上位的，當下說：「司馬光表麵上借托向上直諫的名義，實際上內懷結附百姓之心。他所說的全是危害政治的事情，所相好的都是危害政治的人，而陛下打算把他置於左右重臣的位子上，讓他參與國家大事，這是成敗盛衰的關鍵。司馬光的才能怎能危害政治？但是一旦身處高位，那麽持不同意見的人會倚以為重巴結他。韓信打著漢的旗幟，趙軍恐懼喪膽，現在任用司馬光，這是給反對者樹立旗幟。」
趙頊聽了，這才斷了重用司馬光的念頭。
韓琦上疏陳論，反對新法，最後被罷職，在家休息。
趙頊就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替代韓琦。
司馬光忙辭謝說：「陛下所以任用我，是由於看到我狂妄剛直，希望對國家有所補益。如果僅僅是用祿位榮耀其身，而不採納他的言論，這是用天官私待其身，我不是這樣的人。如果我僅僅以祿位自我榮耀，而不能挽救百姓的憂患，這是盜竊名器來自私其身。陛下果真能夠廢除製置三司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頒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我，那麽我受到的賞賜已是很多了。現在說青苗法害處的人，不過是說使者騷擾動搖州縣，成為今天的禍患而已。但我所憂慮的，是在十年以後，不是今天。百姓的貧富，是由於勤勞、懶惰不同而造成的，懶惰的人常常貧困，所以必須向他人借貸。現在官府出錢借貸給百姓而斂取利息，富裕的人不願意領取，而使者以多散發作為功勞，一切強迫抑配。而且又擔心貸錢的人逃避負債，必定令窮人、富人相互擔保，貧窮的人不能償還，就會流散到四方；富人不能離去，必定督促使他人代還數家的負債。春算秋計，轉移不定日益嚴重，窮人既盡，富人也陷於貧困。十年以後，百姓將沒有生存的地方了。又全部散發了常平錢穀，專門實行青苗法，他日如果想恢複常平倉，將有什麽所取呢？富室既然沒有了，常平倉已經廢除了，加之用兵打仗，接著而來的是饑饉災荒，百姓中羸弱的必然聽任其死於溝壑，強壯的必然相聚而成為盜賊，這是此事的必然發展趨勢。」
他這樣的意見，連續上書，極諫至七八次，對新法的害處，尤其是青苗法，可謂陳述得非常詳細。
趙頊派人對他說：「樞密院，是執掌軍事的，百官各有職守，不應當言及其他事情。」
司馬光回答說：「我沒有受任此職，那麽還是侍從官。對國家大事沒有什麽不可以說的。」
他堅持反對變法，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司馬光認為，如今的天下，製度並沒有達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就像房子沒有大壞，就沒必要費時費力去推倒重建。至於到了「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也就是說，就算大壞，需要推倒重建了，那也要非常之人才能做到，而如今，沒有這樣的人！意思是，王安石根本就沒那能力的人！用他來治國，隻會使得國家更加糟糕！
司馬光的保守，在後世，一直不得人心，尤其是如今崇尚革新的年代。教科書中對王安石的變法，都以讚揚為主。為什麽會這樣？因為，我們如今是一個革新過後的國家，推崇革新，所以，也連帶也推崇王安石變法。
實際上，一切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就大宋當時的情況，雖然國家上存在許多弊端，但是，還沒到非變革不可的程度，範仲淹的「慶曆新政」，就已經失敗了；王安石再去搞「熙寧新法」，那不是在重蹈覆轍嗎？當時的宋朝，最好的法子，是在「守常」的基礎上，慢慢實行改革方略，尤其是先實行可行的，如開荒興修水利，改變科舉等，而不是王安石那樣，一下子來個全麵改革，導致的結果是操之過急，使得國家更糟糕。而且，王安石在變法中出現了許多的問題，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實和用人不當等問題，這些問題，他又不能好好重視，變法豈能成功？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穩健，比起王安石來，要有見識得多了!盲目推崇王安石，實際上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我們客觀評論王安石的話，他在政治上並不成熟，空有熱情，沒有幹成事。對於王安石最客觀的評價，就是他是個偉大的文學家，但是，他不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充其量，是個有熱情的官員而已，因為，他的變法沒有成功，沒有為國家帶來興盛，反而給百姓帶來困擾。
王安石的為人，當然沒有問題，他為了國家，不存在絲毫的私利，衣服穿得儉樸，忙得連臉也經常不洗，吃飯更是簡單，常常隻吃擺在麵前的那一道菜。但是，人格是人格，貢獻是貢獻。武則天人格不行，連親生兒女都殺，但她照樣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因為，她為百姓帶去了「貞觀遺風」，而王安石，隻帶來動蕩，沒有帶來繁榮與強大。
然而，皇帝始終選擇了相信王安石，所以，駁倒王安石的司馬光，隻能被罷免職務了！
很多時候，不是正確，就代表著能夠勝出！當然，暫時的勝出，也不代表以後也能勝出！
有一天，司馬光被留下來對策。
趙頊說：「現在天下喧擾紛亂，正是孫叔敖所說的『國家有此，眾人所惡』那種情況。」
司馬光說：「對。陛下應當論斷新法的是與非。現在製置三司條例司所做的，隻有王安石、韓絳、呂惠卿認為是正確的，陛下難道能夠單是與這三個人共治天下嗎？」
趙頊聽了，想任用司馬光，當下去詢問王安石。
王安石自然是不會讓司馬光這死對頭上位的，當下說：「司馬光表麵上借托向上直諫的名義，實際上內懷結附百姓之心。他所說的全是危害政治的事情，所相好的都是危害政治的人，而陛下打算把他置於左右重臣的位子上，讓他參與國家大事，這是成敗盛衰的關鍵。司馬光的才能怎能危害政治？但是一旦身處高位，那麽持不同意見的人會倚以為重巴結他。韓信打著漢的旗幟，趙軍恐懼喪膽，現在任用司馬光，這是給反對者樹立旗幟。」
趙頊聽了，這才斷了重用司馬光的念頭。
韓琦上疏陳論，反對新法，最後被罷職，在家休息。
趙頊就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替代韓琦。
司馬光忙辭謝說：「陛下所以任用我，是由於看到我狂妄剛直，希望對國家有所補益。如果僅僅是用祿位榮耀其身，而不採納他的言論，這是用天官私待其身，我不是這樣的人。如果我僅僅以祿位自我榮耀，而不能挽救百姓的憂患，這是盜竊名器來自私其身。陛下果真能夠廢除製置三司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頒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我，那麽我受到的賞賜已是很多了。現在說青苗法害處的人，不過是說使者騷擾動搖州縣，成為今天的禍患而已。但我所憂慮的，是在十年以後，不是今天。百姓的貧富，是由於勤勞、懶惰不同而造成的，懶惰的人常常貧困，所以必須向他人借貸。現在官府出錢借貸給百姓而斂取利息，富裕的人不願意領取，而使者以多散發作為功勞，一切強迫抑配。而且又擔心貸錢的人逃避負債，必定令窮人、富人相互擔保，貧窮的人不能償還，就會流散到四方；富人不能離去，必定督促使他人代還數家的負債。春算秋計，轉移不定日益嚴重，窮人既盡，富人也陷於貧困。十年以後，百姓將沒有生存的地方了。又全部散發了常平錢穀，專門實行青苗法，他日如果想恢複常平倉，將有什麽所取呢？富室既然沒有了，常平倉已經廢除了，加之用兵打仗，接著而來的是饑饉災荒，百姓中羸弱的必然聽任其死於溝壑，強壯的必然相聚而成為盜賊，這是此事的必然發展趨勢。」
他這樣的意見，連續上書，極諫至七八次，對新法的害處，尤其是青苗法，可謂陳述得非常詳細。
趙頊派人對他說：「樞密院，是執掌軍事的，百官各有職守，不應當言及其他事情。」
司馬光回答說：「我沒有受任此職，那麽還是侍從官。對國家大事沒有什麽不可以說的。」
他堅持反對變法，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司馬光認為，如今的天下，製度並沒有達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就像房子沒有大壞，就沒必要費時費力去推倒重建。至於到了「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也就是說，就算大壞，需要推倒重建了，那也要非常之人才能做到，而如今，沒有這樣的人！意思是，王安石根本就沒那能力的人！用他來治國，隻會使得國家更加糟糕！
司馬光的保守，在後世，一直不得人心，尤其是如今崇尚革新的年代。教科書中對王安石的變法，都以讚揚為主。為什麽會這樣？因為，我們如今是一個革新過後的國家，推崇革新，所以，也連帶也推崇王安石變法。
實際上，一切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就大宋當時的情況，雖然國家上存在許多弊端，但是，還沒到非變革不可的程度，範仲淹的「慶曆新政」，就已經失敗了；王安石再去搞「熙寧新法」，那不是在重蹈覆轍嗎？當時的宋朝，最好的法子，是在「守常」的基礎上，慢慢實行改革方略，尤其是先實行可行的，如開荒興修水利，改變科舉等，而不是王安石那樣，一下子來個全麵改革，導致的結果是操之過急，使得國家更糟糕。而且，王安石在變法中出現了許多的問題，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實和用人不當等問題，這些問題，他又不能好好重視，變法豈能成功？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穩健，比起王安石來，要有見識得多了!盲目推崇王安石，實際上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我們客觀評論王安石的話，他在政治上並不成熟，空有熱情，沒有幹成事。對於王安石最客觀的評價，就是他是個偉大的文學家，但是，他不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充其量，是個有熱情的官員而已，因為，他的變法沒有成功，沒有為國家帶來興盛，反而給百姓帶來困擾。
王安石的為人，當然沒有問題，他為了國家，不存在絲毫的私利，衣服穿得儉樸，忙得連臉也經常不洗，吃飯更是簡單，常常隻吃擺在麵前的那一道菜。但是，人格是人格，貢獻是貢獻。武則天人格不行，連親生兒女都殺，但她照樣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因為，她為百姓帶去了「貞觀遺風」，而王安石，隻帶來動蕩，沒有帶來繁榮與強大。
然而，皇帝始終選擇了相信王安石，所以，駁倒王安石的司馬光，隻能被罷免職務了！
很多時候，不是正確，就代表著能夠勝出！當然，暫時的勝出，也不代表以後也能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