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是長江以南社會問題最為複雜、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省份之一。其深層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是民生問題，核心在於土地。廣西山多地少，耕作粗放，水利落後，向來被稱為“地瘠民貧”。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後百餘年間，可墾耕地已近極限，人口卻持續增長，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與此同時，土地兼並愈演愈烈。官府壓榨、高利貸與典當業盤剝，致使大量自耕農與半自耕農破產，淪為佃農或流民。長期過度墾殖也使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山林銳減，水土流失加劇，抵禦天災的能力愈發脆弱。道光年間，廣西幾乎無年不災。
二是民族問題。廣西自古為百粵雜處之地，自秦始有漢人遷入，尤以清代為規模最大、曆時最久。各民族之間存有不同程度的隔閡與衝突。雍正年間推行“改土歸流”後，流官州縣雖有所增加，但土司製度仍在部分地區保留。兩種體製並存，既反映了民族間的壁壘，也妨礙政令暢通。加之一些偏遠之地官府鞭長莫及，治理尤為困難。
三是土客問題，尤以“來土之爭”為甚。“來人”主要指清初從廣東惠州、潮州、嘉應州遷入廣西的客家人；“土人”則包括壯、瑤等世居少數民族，以及較早定居、反客為主的漢民。雙方常因爭奪耕地等資源發生激烈衝突，並依血緣、地緣結成陣營，往往睚眥之怨便引發械鬥，給社會帶來嚴重動蕩與破壞。因此，土客械鬥成為廣西一大痼疾。
耕地的爭奪，是民族與土客紛爭的共同焦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問題、土客問題本質仍是民生問題，是其特殊表現形式。而所有這些矛盾的根源，歸根結底在於清廷在廣西統治的先天不足：官府疲玩泄遝，殘民以逞，貪墨成風，終使社會積弊難返。
去年五月，洪秀全、馮雲山、洪仁玕三人前往香江特區，拜訪了特區最高首長林瀾與蘇銳。此次訪問，讓他們對“民族解放”有了全新的理解：它並非依靠虛無縹緲的“拜上帝教”，而是要腳踏實地深入農民之中，教育農民、組織農民，以集體的力量發展高附加值農業，從而擺脫貧困、饑餓與被壓迫的命運。
此後，他們召集一批誌同道合的鄉友，參加了特區舉辦的農民運動培訓班。在那裏，他們學習了高產良種引進、化肥農藥使用、高效田間管理等現代農業知識；參觀了惠州稔山鎮的農會組織、農機服務隊、糧油加工類鄉鎮企業，並參與了當地民兵的軍事訓練。
告別當地生活富裕的鄉親，遠望整齊排列的新式農居時，稔山鎮農會會長黎老實那番樸實的話，始終在他們心中回蕩：“我們不搞什麽造反替代，也不空許承諾。就是踏踏實實把地種好、把廠辦好。地種好了，就有糧不餓肚子；廠辦好了，餘糧變收入，日子就能富足。組建起自己的民兵，收入有保障，就沒人敢來欺負。”
黎會長還舉例道：“以前鎮上有富紳劉秉德，仗著兒子在縣衙為吏、又與黑道勾連，橫行鄉裏，霸占良田。但我們靠技術、靠特區支持、靠民兵手裏的槍，硬是把他擠出了鎮子，逼得他賤賣土地，躲去縣城過日子。如今全鎮農民自己說了算，該交的稅我們交，想強取豪奪？對不起，民兵的槍不答應！”
這番經曆令洪秀全等人深感慚愧。百姓所求，無非安穩種地、勤勞致富，免受盤剝與苛稅罷了。而他們竟曾將這樣的理想，寄托於虛幻的上帝與縹緲的天國。培訓班上政委蘇銳所教的那首歌，此刻格外清晰：“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是的，唯有勞動的雙手，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
培訓結束後，幾人分頭深入農村，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將所見所學細細講給農民兄弟。
今年，馮雲山在紫荊山地區組織群眾，開辟革命基地，並將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等人吸納入講習所，形成了推動金田農民運動的核心力量。
他們之所以離開廣東轉往廣西，並非出於林瀾、蘇銳等人的特意安排，而是因為家鄉離特區太近，未等他們著手組織，各地進步鄉紳、裏長已紛紛主動聯係特區，籌建農會。不甘沉寂的他們，於是沿潯江西進，一路宣傳農村革新的道理至廣西桂平一帶。
洪秀全因吃不得苦，中途萌生退意，返回花縣老家，立誌撰寫農民運動的相關著作與教材。而性格堅韌的馮雲山則選擇堅持，他敏銳地將重心放在廣西紫荊山地區。這裏方圓三百餘裏，山高林密、岩壑深廣，信息閉塞，從地理上看，正是建立組織、成就事業的理想之地。
窮鄉僻壤往往意味著民生困苦。加之天災頻仍、官吏層層盤剝，百姓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走投無路之際，突然有人帶來抱團取暖、擺脫苦難的希望，實現“有地種、有飯吃”的世代夢想，自然應者雲集。馮雲山很快發展出兩千餘名忠實追隨者，其中便包括後世成為天國骨幹的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等人。這批人，如今成為馮雲山開展農會工作的基本盤。
人生如行於岔路，選擇不同，結局迥異。大浪淘沙，曾為親密戰友的洪秀全與馮雲山，一個畏難退縮，終歸於籍籍無名；一個堅守信念，成為一方革命領袖。
有了基本盤，馮雲山的工作迅速打開局麵。在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協助下，他以村為單位建立起多個農會組織，其中以金田村農會最為強大。
他通過特區取得許可，從鄰近的海南農場引進適合山區種植的高產作物。此時正值海南保衛戰告捷，繳獲大量清軍武器糧草，而兩廣總督耆英倉皇逃回廣州，正忙於將總督府遷回肇慶，致使廣西與海南之間出現一定的“真空地帶”。李明遠奉命組織武裝運輸隊，公然將糧食、種子、化肥，以及繳獲自清軍洋槍隊的燧發槍、佛郎機炮，跨越四百餘裏，送達馮雲山手中。
為何不配備特區製式武器？主要考慮彈藥補給問題。跨越清廷控製區四百多裏，補給線極易被切斷。而這些英製“洋槍洋炮”則不受此限。農會可自配火藥、自造燧石、自製彈丸，避免因補給中斷而陷入困境。況且，這批武器本就比清軍的鳥銃土炮更為犀利，技術上也領先一籌。
至1844年秋，金田農會迎來了豐收。以往貧瘠的田地裏，產量數倍於往昔；荒涼的山區間，結出能換更多銀錢的果實。海南省在此設立多處農產品交易點，農會農民可以收成兌換所需特區商品物資，亦可儲存特區錢幣，以備日後之用。
山匪惡霸被農會民兵鎮壓或驅逐；對漢人心懷敵意的土司頭人，或被趕入深山，或被果斷鎮壓，其轄下百姓則遷出山區，融入農會集體勞作。土豪劣紳被打倒，霸占的良田或歸還原主，或轉為農會公田，分給無地農戶耕種。官府的苛捐雜稅被廢除，隻繳納正當稅賦。蹊蹺的是，許多地區的稅收總額並未減少，反而有所增加，這讓本就治理鬆散的官府暗自欣然，對農會組織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如此，那個在原本曆史軌跡中曾以“太平天國”為名、卻最終迷失的理想願景，在這裏紮下了真正屬於百姓的根基。
一是民生問題，核心在於土地。廣西山多地少，耕作粗放，水利落後，向來被稱為“地瘠民貧”。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後百餘年間，可墾耕地已近極限，人口卻持續增長，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與此同時，土地兼並愈演愈烈。官府壓榨、高利貸與典當業盤剝，致使大量自耕農與半自耕農破產，淪為佃農或流民。長期過度墾殖也使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山林銳減，水土流失加劇，抵禦天災的能力愈發脆弱。道光年間，廣西幾乎無年不災。
二是民族問題。廣西自古為百粵雜處之地，自秦始有漢人遷入，尤以清代為規模最大、曆時最久。各民族之間存有不同程度的隔閡與衝突。雍正年間推行“改土歸流”後，流官州縣雖有所增加，但土司製度仍在部分地區保留。兩種體製並存，既反映了民族間的壁壘，也妨礙政令暢通。加之一些偏遠之地官府鞭長莫及，治理尤為困難。
三是土客問題，尤以“來土之爭”為甚。“來人”主要指清初從廣東惠州、潮州、嘉應州遷入廣西的客家人；“土人”則包括壯、瑤等世居少數民族，以及較早定居、反客為主的漢民。雙方常因爭奪耕地等資源發生激烈衝突，並依血緣、地緣結成陣營，往往睚眥之怨便引發械鬥，給社會帶來嚴重動蕩與破壞。因此，土客械鬥成為廣西一大痼疾。
耕地的爭奪，是民族與土客紛爭的共同焦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問題、土客問題本質仍是民生問題，是其特殊表現形式。而所有這些矛盾的根源，歸根結底在於清廷在廣西統治的先天不足：官府疲玩泄遝，殘民以逞，貪墨成風，終使社會積弊難返。
去年五月，洪秀全、馮雲山、洪仁玕三人前往香江特區，拜訪了特區最高首長林瀾與蘇銳。此次訪問，讓他們對“民族解放”有了全新的理解：它並非依靠虛無縹緲的“拜上帝教”，而是要腳踏實地深入農民之中，教育農民、組織農民，以集體的力量發展高附加值農業，從而擺脫貧困、饑餓與被壓迫的命運。
此後，他們召集一批誌同道合的鄉友，參加了特區舉辦的農民運動培訓班。在那裏，他們學習了高產良種引進、化肥農藥使用、高效田間管理等現代農業知識；參觀了惠州稔山鎮的農會組織、農機服務隊、糧油加工類鄉鎮企業，並參與了當地民兵的軍事訓練。
告別當地生活富裕的鄉親，遠望整齊排列的新式農居時，稔山鎮農會會長黎老實那番樸實的話，始終在他們心中回蕩：“我們不搞什麽造反替代，也不空許承諾。就是踏踏實實把地種好、把廠辦好。地種好了，就有糧不餓肚子；廠辦好了，餘糧變收入，日子就能富足。組建起自己的民兵，收入有保障，就沒人敢來欺負。”
黎會長還舉例道：“以前鎮上有富紳劉秉德，仗著兒子在縣衙為吏、又與黑道勾連，橫行鄉裏，霸占良田。但我們靠技術、靠特區支持、靠民兵手裏的槍，硬是把他擠出了鎮子，逼得他賤賣土地，躲去縣城過日子。如今全鎮農民自己說了算，該交的稅我們交，想強取豪奪？對不起，民兵的槍不答應！”
這番經曆令洪秀全等人深感慚愧。百姓所求，無非安穩種地、勤勞致富，免受盤剝與苛稅罷了。而他們竟曾將這樣的理想，寄托於虛幻的上帝與縹緲的天國。培訓班上政委蘇銳所教的那首歌，此刻格外清晰：“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是的，唯有勞動的雙手，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
培訓結束後，幾人分頭深入農村，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將所見所學細細講給農民兄弟。
今年，馮雲山在紫荊山地區組織群眾，開辟革命基地，並將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等人吸納入講習所，形成了推動金田農民運動的核心力量。
他們之所以離開廣東轉往廣西，並非出於林瀾、蘇銳等人的特意安排，而是因為家鄉離特區太近，未等他們著手組織，各地進步鄉紳、裏長已紛紛主動聯係特區，籌建農會。不甘沉寂的他們，於是沿潯江西進，一路宣傳農村革新的道理至廣西桂平一帶。
洪秀全因吃不得苦，中途萌生退意，返回花縣老家，立誌撰寫農民運動的相關著作與教材。而性格堅韌的馮雲山則選擇堅持，他敏銳地將重心放在廣西紫荊山地區。這裏方圓三百餘裏，山高林密、岩壑深廣，信息閉塞，從地理上看，正是建立組織、成就事業的理想之地。
窮鄉僻壤往往意味著民生困苦。加之天災頻仍、官吏層層盤剝，百姓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走投無路之際，突然有人帶來抱團取暖、擺脫苦難的希望，實現“有地種、有飯吃”的世代夢想，自然應者雲集。馮雲山很快發展出兩千餘名忠實追隨者，其中便包括後世成為天國骨幹的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等人。這批人，如今成為馮雲山開展農會工作的基本盤。
人生如行於岔路，選擇不同，結局迥異。大浪淘沙，曾為親密戰友的洪秀全與馮雲山，一個畏難退縮，終歸於籍籍無名；一個堅守信念，成為一方革命領袖。
有了基本盤，馮雲山的工作迅速打開局麵。在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協助下，他以村為單位建立起多個農會組織，其中以金田村農會最為強大。
他通過特區取得許可，從鄰近的海南農場引進適合山區種植的高產作物。此時正值海南保衛戰告捷，繳獲大量清軍武器糧草，而兩廣總督耆英倉皇逃回廣州，正忙於將總督府遷回肇慶，致使廣西與海南之間出現一定的“真空地帶”。李明遠奉命組織武裝運輸隊，公然將糧食、種子、化肥，以及繳獲自清軍洋槍隊的燧發槍、佛郎機炮，跨越四百餘裏，送達馮雲山手中。
為何不配備特區製式武器？主要考慮彈藥補給問題。跨越清廷控製區四百多裏，補給線極易被切斷。而這些英製“洋槍洋炮”則不受此限。農會可自配火藥、自造燧石、自製彈丸，避免因補給中斷而陷入困境。況且，這批武器本就比清軍的鳥銃土炮更為犀利，技術上也領先一籌。
至1844年秋，金田農會迎來了豐收。以往貧瘠的田地裏，產量數倍於往昔；荒涼的山區間，結出能換更多銀錢的果實。海南省在此設立多處農產品交易點，農會農民可以收成兌換所需特區商品物資，亦可儲存特區錢幣，以備日後之用。
山匪惡霸被農會民兵鎮壓或驅逐；對漢人心懷敵意的土司頭人，或被趕入深山，或被果斷鎮壓，其轄下百姓則遷出山區，融入農會集體勞作。土豪劣紳被打倒，霸占的良田或歸還原主，或轉為農會公田，分給無地農戶耕種。官府的苛捐雜稅被廢除，隻繳納正當稅賦。蹊蹺的是，許多地區的稅收總額並未減少，反而有所增加，這讓本就治理鬆散的官府暗自欣然，對農會組織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如此，那個在原本曆史軌跡中曾以“太平天國”為名、卻最終迷失的理想願景，在這裏紮下了真正屬於百姓的根基。